可以说，民族富强论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方向转向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方向，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政治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宪法法院宣告法规违宪无效之前，曾适用该法规而已经确定之裁判及行政处分，并执行完毕者，不得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兹司法院释字第619号解释既已明定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15条应自该解释公布之日即95年11月10日起，至迟于届满1年时，失其效力，是则该解释所定失其效力期间届满之前，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15条仍属有效。

（二）已经确定之裁判或行政处分，停止执行 但在宪法法院宣告法规违宪之前，先前依据该违宪规范所作成已经确定之裁判及行政处分，不得再被强制执行。然而，在行政命令违宪而限期失效之解释，如果属于下述法规违宪之类型：「如果宣告法规无效所造成之状态，比以往违宪规定更不符合宪法秩序的情形」时，则行政法院似乎也不宜拒绝适用，以免因为法令真空，无法可管而产生更不合宪法秩序之状态。[58]UVS, NL1996,146.引自Theo Ohlinger,Verfassungsrecht, 8.Aufl., 2009, S.480. [59]同说，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243号判决，法务部96.5.3法律字第0960011467号函亦认为在法规失效日前，进行裁罚处分，不因为被违宪宣告而影响其合法性：「行政机关于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15条失其效力之日前，依该条所为之裁罚处分（包括已裁罚尚未确定及新发生之案件于上开解释后，失效届至前业经裁罚），并不因上开规定经司法院宣告违宪而影响其适法性（司法院释字第613号解释参照）。例如为避免行政业务陷于停顿，反而不利于宪法保障人民通讯传播自由之行使，自须予以相当之期间修法俾资肆应。[45]参见释字第641号解释，李震山大法官及许玉秀大法官协同意见书。

盖该规定剥夺未受送达之公同共有人的诉讼权，所以，于宣告该规定违宪的情形，就尚未确定之案件，更应回复其诉讼权益，以资补救。[52]原田尚彦，地方自治の法としくみ，2005年改订版，页152以下。早期的行政法学常常寄身于行政学。

行政法绝不是仅适用于官吏一类，凡人民的权利皆可因其而受损伤，不可相提并论。至于广义之行政法，无论何国皆有之。章士钊则反对设立行政审判院。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国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极点，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诉讼归之审判厅，此自程度上之问题，而非国体上之问题。

三权分立为立宪政治一大原则无待赘述……官吏是否确守行政法规，行政部自应监督，勿待司法之阑入以束縛其自由裁量。[16]参见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82-98页。

参见注②，孙兵文，第189页。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次论争发生于清末民初，系因行政诉讼制度而产生，围绕着是采取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英美法系的一元制而展开，波及行政法的诸多本质问题。有人将白氏拔高至首创中国行政法学，[69]恐有不妥，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学术上都难与钟赓言相媲美。但上级官吏的解释权之所以可以拘束下级官吏，要以法令有解释的余地为限。

据称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宋教仁主张与行政审判院平行设立官吏的惩戒裁判所。从早期行政法学的译介和编撰的人士来看，他们均有留学背景，不仅具有革新观念，甚至具有革命思想。在后来的自主撰写的著作中，钟赓言、白鹏飞、赵琛等均同时有《行政法总论》和《行政法各论》的著作，范扬除著有《行政法总论》外还出版过《警察行政法》。

中国行政法学不能是外国行政法学的照抄照搬，更不是翻译几本外国的著作便可以称之为中国行政法学。更为重要的是，其行政法学体系和观念是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坚持依法律行政原理，既尊重议会民主，又力图保护人民的自由。

[54]参见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初探》，《中西法律传统》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535页。举例而言，梁启超曾指出，近世学者解释行政法之定义，谓行政法者，总括关于政权作用之法规的全体也。

  注释: [1]这是罗豪才先生对中国行政法学的期许。公企业法、公物法等部分均为如此。参见注②，何海波文，第43页。[8] （一）行政法、行政诉讼等词汇的传入 众所周知，法国是行政法（droit administratif）的母国。（10）许康、周作武、张成伟：《引进行政法（学）的一位先驱者：清光绪朝戊戌科状元夏同和》，《湖湘论坛》2011年第3期，第120-125页。故较诸普通裁判所，其自由范围绰乎远矣。

1920-1949年间涌现出的一批行政法学者基本上都是大陆法系背景。但若将行政法视为关于政权作用之法规的全体，则说清朝有行政法并无不可。

[64]参见注62，总论第1页。该书所称警察，并非现代的狭义警察，而是传统行政法上的警察，即以保护良善、督察奸盗为务，唯在保持治安、防御祸害耳。

行政法为理想的研究，行政学为应用的研究，两者应相辅而行。宪法一步步走来，国家的分权体制、个人的独立自由成为真实的向往。

[18]善邻译书馆共出版了四本汉译著作，其中吾妻兵治转译的布伦奇里（伯伦知理，Bluntschli）《国家学》对梁启超还产生过重要影响。  四、中国行政法学教科书的诞生 经过上述论争之后，国人对行政法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本文的研究仅限于清末和民国时期（1912—1949）的行政法学。钟赓言的《行政法各论》讲义分为两册。

在消极界限上，一方面，命令不得与法律相抵触，钟赓言沿袭我国早期对美浓部达吉著作的译法称为法律之最强力（亦即法律优位原则），另一方面，宪法上特别保留给立法权的事项不得以命令规定，这在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中称为法律之留保，但钟赓言称为立法权之留保。涉及人民，则与主张权利说有同样的结果。

6.行政法总论和各论研究齐头并进。第一册是作为行政法讲义的第二编各论，1923年版有278页、1925年版554页、1927年版558页。

可参见王贵松：《日本宪法学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188页。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

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在民国政府的确立，论争的性质发生改变，围绕着平政院和行政诉讼制度重新展开。但在赋予人民利益时，未必不需有法规的根据。但即便在中国法部分，也有不少内容源自钟赓言的著作。杨文于1901年完成翻译，即处处提1901年董鸿祎翻译的《日本行政法纲领》，并不妥当，应以出版时间为准。

从学术史上说，早期的中国行政法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1.行政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把握中国行政法学的根基。

徒法不足以为政，于是有警察法。中国第一篇行政法译文当属1900年12月6日《译书汇编》第1期发表的德国学者海留司烈的《社会行政法论》。

命令有积极的界限和消极的界限。公法系国家与人民之交涉，私法系私人间对等之交涉。